关乎人文，察于时变
‘江声不尽英雄泪，天意无私草木秋’，历史的惊涛骇浪，翻翻滚滚∶奔腾处，激
越慷慨；低回处，幽噎缠绵。但是，漩动波流，却徒然叫人悲喜莫名、枨触万端，而
不能知其究竟。
到底历史只永远表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还是发展成无穷无尽的追寻？一切变
化都归于既定的人类使命，还是它在变化中带领我们攀上幸福的顶峰？文明的骤起骤
衰，恍若潮汐，人类的生涯有限，又怎能探勘历史的跫音、寻找文化的指标？暗夜长
途，何处才是历史的光明？忽焉就死，历史对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
任何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都是相当惶惑茫然的。历史，常像雅士培（Karl
Jaspers）所说，不时表现为一团乌七八遭的偶然事件，如急转的洪流，从一个骚动或灾难紧接
到另一个，中间虽有瞬间出现的短暂欢乐，亦如小岛一般，终究也要遭到吞没。但有
时，历史也并不全然如此盲乱，它仿佛如康德所说，是一种明智计划的理性过程，并
不断趋向于成熟完美──虽然他也承认整个人类历史之网，是由愚蠢与幼稚的虚荣、
无聊的邪恶、破坏的嗜好所织成。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历史中是否却能找到明显
的因果关联或变迁的规律呢？
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事。我们传统的史学，大抵总相信历史的道德趋向，王道理应
成功、霸道终归失败，暴君一定亡国、仁者当然无敌。历史的道德规律，推动着历史
的发展，所谓“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东方朔．答客难）。西方自奥
古斯丁（Augustine） 以降，亦辄欲说明人类历史乃遵循一种形而上的律则在进行着，
一切皆为上帝所安排，个人的遇合、国家的治乱，乃至于皇权之成立，都决之于上帝
的旨意与恩宠。十八世纪以后，因受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人性与物理都须受自然法
的支配，一切都决之于理智；而既以理智为依归，则人类即必须珍视自由，不自由，
文化必定衰落。十九世纪后，又由于达尔文学说的影响，相信人类的历史一定是步步
前进的，不管分成若干阶段，后一阶段总要比前一阶段好些。另一派则是自古以来就
有的历史循环说或周期说，诸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之类，与西方思辩性历史哲学亦多有暗合者，其言甚为
繁(臣责) 。这些主张，虽各有论点，但总都具有决定论倾向，不认为历史只是盲目的
、偶然的聚合，故努力地想再历史的变迁中，抽丝剥茧，爬梳出一个规律的模型，以
掌握历史的动态。不幸的是，历史事件之杂乱无章、庞然纷若，历史知识之性质特殊
，往往使得这些规律在解释时遭到困难。所以自十九世纪兰克（Ramke） 及普鲁士历
史学派提倡经验的史学以来，黑格尔式思变性的历史哲学即逐渐式微了；近代实证论
及行为主义者，甚至都曾排除对历史之意义的追究。但是这也是矫枉过正之谈，因为
追问历史的意义，不仅是一种合法的（Legitimate）探索，而且是我们非做不可的事。
故奥古斯丁这个传统，在当代又渐有再生的趋势：梅耶霍夫（Meyerhoff）所编《我们
这个时代的历史哲学》中，曾列举 Berdyaev, Barth, Niebnhr, Tillich,
Butterfield, Lowith 等
当代思想家，来证明这一点》
纠缠于这些传统、质疑与趋势之中，历史，依然暧昧难明。那里面，自不乏小楼听
雨、深巷买花的款款情致；那里面，也总含藏者铁马秋风、楼船夜雪的莽莽苍仓。英
雄叱吒，遗民泪尽，千古兴衰，一纸论定。历史的浩瀚博大、庄严深邃，实非此类争
辩与追诘所能穷尽。每当我们仰观苍穹，列星灿灿、浮云皓皓，便自然而然地会兴起
这种充胀胸臆的历史感情，“思而不见，望古遥集”，历史的呼唤，于焉展开。
就是在这样的呼唤与感应中，历史才对此时此地的我们具有意义，而我们也才能真
正进入历史中，去“观看”历史的动态，稽其成败盛衰之理。不管历史是理性自主的
运作、是随顺理性的计划安排，抑或只是受到盲目意志的播弄，既无理想目标，也无
法则；我们观察历史的这个行动，本身就具有省察人类存在之历程的意义。而这种省
察，也内在地开展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超然拔举于此时此地之上，开拓万古之心胸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不是遯世逃避，乃是积极开拓自我，并藉着这样一种活动
，来跟现实生活社会做一番对照，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史记．秦始皇本
纪引过秦论）。换言之，历史纵使只是一条恶魔遍布的价值毁坏之路，观看历史，依
然可以让我们更清明地朝向理性与道德的完美境域迈进。
这也就是说，历史的性质与功能，它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其实就在我们“观乎人文
，察于时变”的行动中。人文的发展、价值的探索、社会的变动、人类一切理性与非
理性的成就，俱在历史中向我们招手，并展露它广袤繁多的姿容；只要我们真正涉入
其中，历史立刻就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通古今之变，参与历史的脉动。
历史遗忘了中国，中国也遗忘了历史
古今之变，到今天可说是剧烈极了。
明朝末年，利马窦来划船较时，他所绘印送给中朝士大夫的舆地全图中，因为中国
并不在中央，以致引起许多批评，《圣朝破邪集》里甚至攻击他：“利马窦以其邪说
惑众，所著舆地全图，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星乃在子分，则
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卷三）这时，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与文
化，还是充满自信的，他们所表现的文化内容，也能让耶稣远人欣然叹服：认为世界
各国仍处于蒙昧之时，中国即已有了孔子，孔子与基督有相同的神性与使命，是“真
的神”；而儒教基于相爱之关系所产生的政治制度，回异于西欧基于主人与奴隶的关
系，对西欧社会，更为一优美之对照，要改造西欧，即有“接种中国思想”的必要。
可是，不到二百年后，这种局面就完全改变了。在欧洲刮起的中国热，逐渐冷却；
自十五世纪以来，基督教国家向“落后地区”扩展其文化的行动倒越来越炽烈。不仅
有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宣称：“所有的历史都走向基督，而且来自基督。上帝之子
出现是历史的轴心”；诗人齐柏玲（Rudyard Kipling）也高唱“白人的责任”。所谓白
人的责任，就是说白种人有责任“教导”有色人种，要他们采取西方的制度、西方的
生活方式、并学习西方的技术。远洋殖民和贸易事业，逐步把他这种“伟大”的理想
推拓到非洲、亚洲。利用船坚炮利，轰开了天朝的大门，摇撼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
于是，──夕阳残照汉家陵阙，天朝的光荣，恍若西风中的枯枝败叶。沉沦崩圮的
世代，花果飘零的民族，这时所再呼喊的，便不再是历史与文化，而是接种西洋思想了。受挫折的中国灵魂，从此被迫去拥抱另一个天朝，学习另一套历史与文化，以重
塑中国的未来，并理解中国的过去。
这当然是可哀的事。昔日的真神，现在概在打倒之列，历史被当做包袱，视为与现
代对立的僵化凝固体、阻碍进步的绊脚石。任何人在面对中国历史时，都可以毫无敬
谨谦撝之心、或庄严诚恳知情，都有资格恣意评判。很少人真正通过历史的属辞比事
，以疏通知远，却大言炎炎，气此历史文化如敝屣。社会上一般人，对历史更是隔膜
，历史知识至为贫乏；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对本国史，亦辄有比邻若天涯之感。
连横曾说：“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
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台湾通史序），张
太炎也以为：“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辨种族，其条例所系，曰言语、风俗、历史，
三者丧一，其萌不植”（检论卷四．哀焚书）。这些，在今天大概都是不甚流行的看
法。姑不论我们是否仍可称为文化之国，也暂时不管当前社会名流是否皆以竞作世界
公民是尚，而耻言民族主义；倘若我们毫不讳饰地来看，自会发现目前我们对历史的
淡漠与无知，确实已经到了令人抚膺长叹的地步了。
造成这种现象，固然肇因于这次天朝转变的大变动，势之所趋，莫可奈何；但我们
对历史教育的轻忽与僵化，实也是一大原因。至少在制度上，联招分组的办法，几乎
强迫一半以上资质颖异的学子，从高中起便视历史为身外之物，从此不再接触。少年
时期，如此缺乏历史的薰陶，长大以后有怎能奢求他们会有历史的感受和理解？而等
到整个社会上的成人，都普遍缺乏历史的认知时，又怎么会尊重历史？怎么可能汲探
文化的根髓？突然让儿童去肩负背诵《三字经》、《唐诗三百首》的重任，就算达到
了历史灌输的目的吗？何况，历史教育并非灌输即能奏效的。现今历史教育之所以收
效甚微，不能激发国民的热情与向往，无法砥砺种性、激昂民气，教材之平板僵硬，
自属重要症结。须知读史之要，在使人知政事风俗人才变迁升降之故，所谓“尧典可
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
仁，甫刑可以观戒”（书大传），我们的历史教育，似乎对此仍少措意。
当然，可以告慰的是：在学术界、高等研究机构仍然有不少杰出的学者在从事历史
之探索。但仿佛大家还不曾理解到：历史，尤其是自己国家文化的发展历史，并不只
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人存在的基石。人存在的意义，无不是根于历史而展向未来
的，过去的历史传统，构成了我们理解的背景：我们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界，并向这个
世界开放的微一依据，仰赖的就是这个力量。这个力量一旦不显，历史就成了搞历史
的人的专职，成为纸面上的一堆堆资料，与公共大众无关；而我们的研究与教学，自
然也就仅能局限于平面事件的排比与介绍，不再致力于观人文、察时变了。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当我们漠视历史时，历史也在遗忘我们。
从前。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时代，我们天朝对于四裔远人及寰舆全貌，实在缺乏
理解。而现在的天朝，也同样没有把“落后地区”算进人类的历史里去。像房龙那本
名著《人类的故事》里，你就几乎找不到人类之一，中国人的故事。威那．史坦恩（
Werner Stein）原着，贝纳德．古伦（Bernard Grun）和华莱士．布劳克威（Wallace
Brockway）英译增订的《历史时间表》中，所指的历史，也不全是整个人类的历史，
而只以西欧美洲为其重点；尽管印度、中国、日本等国重大历史事件也有记载，也非
有意省略，“但作者们也没有做任何努力莱调查这些地区的历史事件”（见该书序文
）。
更有趣的例子，是唐斯（Bobert B. Dowus）所写的《改变历史的书》（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唐斯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有十六本书
改变了历史，这十六本书是：一五三二年马基维利的《王者论》、一七六六年潘恩的
《常识》、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国富论》、一七八九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
八四九年梭罗的《不服从论》、一八五二年史杜伊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一八六七
年马克斯的《资本论》、一八九○年马汉的《海军战略论》、一九○四年麦金德的《
历史中的地理枢纽》、一九二五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五四三年哥白尼的《天
体运行论》、一六二八年哈维的《血液循环论》、一七二九年牛顿的《数学原理》、
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一九○○年佛洛伊德的《梦之解析》、一九一
六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这些书，在我们《辞海》的“中外历史大事年表”里差不多都提到了，但是像《传
习录》、《四库全书》之问世，却不见于唐斯这份书单里。当然我们并不因此而否认
这纸书单里的书确实影响深钜，确实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可是，这究竟是谁的历史？
那个也曾参与人类文明之影响、也曾贡献世界历史之开展的中国；难道就这样被遗忘
在历史之外吗？
是的，天朝灯影舞姿，正如是之璀璨，蜷缩在文化边陲的荒烟蔓草中，我们恐怕早
已被剔除在历史之外，置诸天壤若存若亡之间了。
然而，何必慨叹？何用嗟伤？旁人本来也并没有义务要熟谙咱们中国的历史。而且
，只要我们自己不遗忘历史，历史也必不遗忘我们。无人怀疑中国现在必须参与世界
，必须接纳西洋文化，可是假若我们再想想当年新文化运动诸贤如梁启超、胡适等人
开列“国学最低限度必读书目”时，为什么要说“并此而为读，真不得认为中国学人
矣”，就可知道历史的认知，原无碍于新世界的开拓；历史文化的熏习，则是人生必
备的条件之一；至于对历史变动与发展的理解，更是国民最可贵的能力。何况，王国
维说得好：“只分杨朱叹歧路，不应阮及哭穷途”，因为：“穷途回驾原非失，歧路
亡羊信可吁”（天寒）。处身在新旧交冲、中西激荡的伟大时代，加强历史的认知，
正是穷途回驾，时犹未晚，且也是避免歧路亡羊的唯一办法。我们对此，自宜之所戮力。
只不过，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文献庞杂无俦，要了解中国历史的源流与变迁，
我们“必读”的又该是些什么？
通古今之变：改变中国的划时代文献
以中国史学“疏通知远”的特质来看，寻求通古今之变得历史功能，乃是任何史着
不能论其体裁如何都想达成的目标。虽然像郑樵，标榜通史，以为：“自《春秋》以
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会通之道，自
此失矣”（通志序）；但即使是断代为史，依然可以有会通之义，只是断代包举一代
，通史者综括古今，范畴各有所宜而已。
话虽如此，观时变而察古今，毕竟仍以通史为优。中国除《史记》以外，有《通典
》、《通志》、《通考》这一类传统，囊括历代典章名物制度，而观其嬗递兴变之迹
；也有编年为史的《资治通鉴》，其体制虽与纪传不同，但实质上仍为一种通史。这
些通史，着历代盛衰兴坏，以见事势之迁变，足以使人识大体而知条贯，自然是我们
所该讽诵研读的。
但史文浩繁，旧籍所存，其实都是史家在面对他那个时代时，针对他所关心的问题
而提出的解答，代表着史家个人的感受与历史理解。譬如史迁撰写《史记》，自谓：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把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并举，
同为他写史的两大宗旨。这种对天人之际问题的关切，乃是太史公特殊的存在感受与
历史理解，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太史公对于这个问题，“究”的结果，是要
于人事尽处始归之于天命；是强调天变与政事俯仰；是主张为国者必贵三十年一小变
五百年一大变的天运，然后天人之际续备；是坚持天道难知，而人道可期，道不同时
，则各从其志……等等。我们看《史记》时，触目所见，都是“岂非天哉”、“此非
天命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非天命孰能当之”、“乃天也”一类话。这
些话显示了《史记》正是司马迁对历史提出的解答。旁的史家，关切的不是这个问题
，其解答便当然不同，胡三省“新着资治通鉴序”说司马光写《通鉴》时，正与诸人
争论国事，因此：“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
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至于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
犹书与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征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岂徒哉！”讲的也是
这个道理。
既然如此，则我们阅读这些史着，便不只是熟悉它们里面所记载的历史事件，而是
重新经验该史家的问题与解答，重新认知他的存在情境。这种经验与认知，诚然十分
珍贵，诚然如柯林乌德（R. G. Collingwood）所说，是“重新思考别人所思考的当儿，
就是自己在思考所思考”（自传第十章）；但那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毕竟不是
在这中西交冲巨大变动时代所急欲寻求的答案。我们需要一部能够具体而清晰显示中
国历史之变迁与发展的史着，好让我们观人文、察时变，揭明中国历史的源流。
这种史着，乃是新时代的需要，因此非旧有史籍所能取代；而事实上，身当我们这
个空前奇异伟丽的时代，也理应有大史学家出来，网罗放失旧闻，恢张高情闳识，创
以新体，勒成一书，为史学开一新局面，如太史公或司马温公那样。不幸现在我们并
没有这样的史家，也没有这样的史着，通史大业，坠绪茫茫，贤者不作，实令人有“
小子何述焉”之慨！
我们无从取则，又无法缄默，无此学识，自然也不足以当窜修之任，没有办法，便
只好用选文来替代著述。当此“莽莽神州入战图，中原文献问何如”之际，征文考献
，选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文章若干篇，略仿编年之体，排列条贯。任何人只要看了这
些文章，中国文化如何抟塑成形，中国历史如何兴动迁变，必皆可一目了然。
历史，在变动中
我国选文总集的传统，向来以文学为主，《四库提要》谓总集为：“文章之衡鉴，
著作之渊薮。三百篇既列于经，王逸所裒，又尽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卷一八六），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固然总集中也不乏《三台文献》、
《中原文献》、《清源文献》、《岭南文献》、《经世文编》这一类具有史学意义的
东西，但从未蔚为传统。其实，编总集，可以有门类；选文章，可以定宗旨，这跟史
家的别择心裁，不是恰可相通吗？辑录原始文献，让材料自己说话，不也跟历史的客
观性要求相符合吗？运用这种方式来作史，不单可以开拓传统选集的领域，更能圆满
安置历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对于“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事
实，尤其是有力的印证，昔人见不及此，实在是很可惜的事。
何况，一切历史的变动，都要显示在人文成品上，而文字，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文章本身，不仅记载了历史，也解释了历史。而这些遗存的文献记载之中，又有一
些，不只是记载，不只是解释，更直接塑造了历史，产生了绝大的变动，引导人类或
一个文明走向另一个全新的境地。例如董仲舒的“贤良对策”、韩愈的“原道”、国
父的“民报发刊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类，历史之流，因这些文献出现，
而扭动了航道，因此，它们是积极性改变了历史的文章，一纸之微，旋干转坤。
另外，还有些文章虽并未直接塑造、改变历史，可是它反映了时代的变动，刻画了
历史的轨迹，影响了后来的发展，如秦始皇的“议建帝号诏”、嵇康的“养生论”、
欧阳修的“朋党论”、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等，对历史之流行，亦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文章，是中国历史甬道里，一座座里程碑、一盏盏标示其曲折
面貌的灯簇。把这些爝火灯盏，串连起来，即成了一条蜿蜒灿烂的中国之路。中国，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站一站走过来的。
换句话说，历史，如果有什么“转捩点”，这就是了。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
现历史不断在转捩点上，人类也永远在对其生存情境做价值的判断、意义的创造、技
术的更新和生命转捩点式的抉择。他们或如“太极图说”，张皇幽眇；或如《天工开
物》，寄情物理；或几何之原理，或申薙发之禁令；或者馆开四库，或者奉天讨胡；
孔子改制、铁云藏龟，政治经济学术科技，各个层面仿佛都在齐声用力唱出一种历史
的理则：人类的历史，毕竟是由人类自己用他自由的意志与思索，努力创造出来的；
不论幸福还是沉沦，一切也都得由他自己来负担。
这本选集，就是想表示这样一种观点。
选文的体例，是经义奥旨、诸子成书，只发挥思想哲理，而不涉及历史变动着不选
；影响深钜，难以句摘篇选如《论》、《孟》、《老》、《庄》之类，也无法甄录。
同一事，而其变动见于各文者，则择其尤要者；假如改变历史的，不是一篇文章，而
是一本书，如欧阳修《集古录》、严复《择天演论》之类，便以序代书，藉见一斑。
每篇文章后面，略作注释，并附译文，以便读者籀读。最后，则加上编者们对该文的
诠释，简要说明文章的内容、写作的背景以及造成的影响等。
这样的编写工作，当然困难甚多，因为上下五千年，什么文章改变了历史、什么文
章足以显示历史的脚步、什么文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什么文章展现了文字的尊严与
力量？实在颇费斟酌。而且，这些文章不是早已溶入中国的血液中，释注繁多、师法
纷杂，难以董理；就是从来没有人诠解过，其名物度数随时代变迁而难以稽考。编写
者限于学力和时间，仓促就事，亦无法探骊得珠、曲尽其要。至于以今言释古语，本
是训诂的旧例，现在却要全部“翻译”成白话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其不如人意
，还用得着说吗？但椎轮大辂，本来就是历史的通例，假如这种编辑理念没有大错，
这种历史观点和通使的要求还不算太荒谬，则这次粗糙的尝试，便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更周全的历史诠释、更具代表性的篇章、更广泛的层面，都可以在增订时重作调整
。
编辑这本书，原先是周浩正先生怂恿的；编写过程中，陈恒嘉先生的辛勤奔走、编
写诸友人的案牍劳形，都令我甚为感动感激。我知道他们之所以愿意如此辛劳，是因
为相信这本《国史镜原改变中国的划时代文献》可以成为现代国民“必读”的历史读
本，相信中国历史的源流与发展可以藉此展示出来》但我偶尔也会忆起陆放翁的诗句
：“镜虽明，不能使丑者妍；酒虽美，不能使悲者乐”（对酒叹），没有一部历史能
自然彰示其意义，除非读者自有其存在的感受与之相应；我们也不能从任何一部历史
著作中学到什么，假若我们并无历史感。读者能从这些改变中国的文章里，改变自我
，呼唤起自己的存在感受来与它对应，以期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吗？
或许，这也是个转捩点吧？
七十五年六月端阳写于台北龙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