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余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
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
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
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
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
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
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
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
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
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
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
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
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
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
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
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
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
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
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
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
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
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
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
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
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